早在民国十年冬天,定海知事陶在东居士筹备监狱讲经,欲请普陀山派法师讲经,普陀山各寺开始不同意,印光大师出面表示支持,全山开会推荐智德法师(印光法师称智德法师戒行甚严)应聘,十月二十二为开讲之期。这是大师最初对监狱讲经说法活动的支持。
当时项伯吹先生参观定海监狱讲经活动后,写了一篇《参观定海县监狱讲经记》寄给大师。大师阅后,撰写了《项伯吹先生定海县监狱讲经参观记跋》。跋中说:“乃命普陀前后两寺住持,择山中戒行精严,经教通明僧,为教诲师。两寺住持祈选在家通人,以充此任。陶公谓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教化狱囚,不徒在于能宣说也。遂举智德法师应聘。至开讲日,其布置,与其演说,及所拟之章程,无不一本于诚。居然以监狱为道场,以狱囚为法侣。为定海立县以来之所未有。良以陶公知狱囚以失教而犯法,一本格物致知,明明德,止至善,及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之意,而为此举。可谓知大体,本赤诚,不愧为民父母矣。”
民国十三年元旦,京师第一监狱监狱官发大心,特请具德法师,为监狱诸佛子,说三归五戒。大师为之作序赞叹“即监狱为道场,即囚犯为法侣。实为从古未闻之奇事。足征佛法实为烹凡铸圣之大冶洪炉。无论若何之顽金钝铁,一入其中,悉皆铸成微妙庄严之佛菩萨像。”并对监狱的佛弟子们提出要求:“汝诸佛子,初以干犯国法,致囚监狱。继由得闻佛法,便染佛香,成佛法器。以恶因缘,成善因缘。非多劫深种善根,万无如此侥幸。譬如摩尼宝珠,能随人意,普雨众宝。由其不识,掷之圊厕。不但无雨宝之功能,而且体质直同粪秽。幸遇智人,知是至宝。从厕取出,种种洗涤,兼用香熏,俾还原质。然后悬之高幢,便可放大光明,随人所需,而雨众宝。佛视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以故纵令迷之及极,行诸恶逆。如歌利王割截身体,终无一念弃捨之心。而复常伺其机,为之启迪,令得度脱。以其所重在佛性,一切恶逆罪垢,皆不暇计虑故也。汝等若能了知如上所说若法若喻,自可不辜佛化,不负己灵。而政府,监狱官,说法说戒僧之一番厚意,亦不虚设矣。尚期努力进修,则幸甚幸甚。”
民国十四年(1925年)阴历四月八日,漕河泾监狱感化会成立,请大师为名誉会长。王一亭、关絅之、邓余生、戚则周诸居士都到监狱说法。大师给作监狱教诲师的弟子乔智如(名恂如)回信嘱咐:“凡人做事,当认真做,不可潦草塞责。况佛弟子为监狱之教诲师,有感化人心,成就正器之责任乎。”
民国十四年(1925年)九月二十九日(月尽日),大师在上海参加在功德林召开的监狱感化会。次日,江苏第二监狱典狱长吴堂敦请大师到监狱去说法。邓璞君及高检厅周厅长,地方审检两厅长沈、孙二君、看守所长朱材因等陪同大师到监狱。由吴典狱长将全监犯人,分两班听讲,到下午四时讲完。犯人都很感动。这是大师第一次亲自到监狱为犯人说法。
大师还给在监狱服刑的一位弟子章道生去信开导:“世间祸福,相为倚伏。唯在人之善用心与否耳。汝由入狱得闻佛法,乃不幸中之大幸。当作良导想,则更能心得清净矣。”又说:“汝谓监狱为恶道,则过矣。古之监狱,苦不堪言。今之监狱,直同闭关一样,有何苦受。彼不在监,奔波劳碌,谋衣食不得者,不知多少人。要知足,狱乃福堂。若不知足,纵富有万万,贵极一品,真是日在地狱过活矣。”
后来大师还给章居士寄去多种经书,凡夫叮嘱。信中说:“前者上海漕河泾监狱寄来柴也愚所印之经二千本,今寄十本,以为同住莲友作前导。而光与彼之一书,愿汝终身佩读。则即此福堂,(古称监狱为堂)便达乐邦矣。今寄安士全书一包,寿康宝鉴一包,二十五本。文钞,已令浙江印刷公司与汝寄三包,以备与汝家叔伯及弟兄辈看耳。但须诫其恭敬勿亵。如或不能,祈转送通文理有信心者,庶不致因福而获祸也。余不暇及,但详阅文钞,自足取法。柴也愚之一书,可与一切人作希圣希贤学佛学祖之切实训诲
。不独是居福堂者之切实训诲也。”以上事实,说明印光大师一种平怀,平等教化一切众生的菩萨精神。
注释:
[1]江苏第二监狱:位于境内漕河泾镇北弼教路(今习勤路)。占地面积5.8万平方米,监外余地1.13万平方米。建于民国八年(1919年),由前清上海县监狱旧址迁入漕河泾,曾改名为上海模范监狱、上海监狱。后改名为江苏第二监狱,又称漕河泾监狱。隶属国民政府司法部。
摘自:《印光法师的故事》作者:余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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