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发出了日寇来袭时救命的警报它记录了一位官员湮灭于历史的行踪
(钱江晚报记者 邹洪珊)所谓 钟鸣鼎食 ,钟和鼎一样,都是权势的象征。中国现存最大的古钟,是铸造于明永乐年间的 永乐大钟 这口巨型铜钟,重达数吨,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体积重量,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最近,慈溪市文管办在观海卫镇五磊寺,发现了一口明代年间的铜钟,距今约有400多年历史。 慈溪文管会的工作人员说,这可能是慈溪乃至宁波地区现存发现的第一口明朝古钟。 这口钟,究竟有什么故事呢?400年历史的明代古钟外铸铭文清晰可辨 这口钟,之前一直静静悬挂在五磊寺东侧的金钟楼里。最近,因为钟的裂纹很大,寺庙决定将古钟替换下来,才给了文管会人员机会,一窥古钟的真面目。 铜钟呈灰青色,由悬纽、钟身组成,整口钟高约108厘米,纽高约35厘米。悬纽曲身龙形,为龙生九子之一的蒲牢,原来是双头连体,现仅存一个头,时隔数百年后,雕塑依然栩栩如生:头顶双角,高鼻深目,嘴角微张,颌下虬须,满覆鳞纹,背带脊刺,四肢微侧屈趴伏,利爪外露。 钟身以凸弦纹间隔,分为三段。上段是重瓣莲花纹,中段钟身分隔为八块四出长方形,内铸铭文,下段则有一圈八卦纹,呈弧形锯齿状。 铜钟的铭文写着: 大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 住山道人林如性,武林冶士易子伦造 的字样。根据时间来算,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了。 此外,钟身上端单独辟出一版书 皇帝万万岁 、 风调雨顺 、 国泰民安 的颂语,钟身则间隔排列 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云轮常转、佛曰增辉 四字吉言等内容来看,说明明朝上层推崇道教,民间盛行佛教,佛、道杂糅兼并,此铜钟体现出明朝皇权、道教、佛教三者思想的有机融合。 四百多年历史的铜钟,还能保存这么完好,外铸铭文尤为可贵。 慈溪文管会的工作人员告诉钱江晚报个,清光绪《慈溪县志》所录钟款识多有讹误、遗漏、缺失,这次新发现的铜钟,可纠正文献之误,证经补史。同时,铭文也是研究明代职官制度、卫所兵制、户籍与职业、宗教信仰的重要资料,对于研究明代慈溪地方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它曾是日寇来袭时的警报钟隐身在寺中数十年无人知晓 说到这次明代铜钟的发现,慈溪文管会工作人员说,观海卫文史爱好者莫非功不可没。 自小生长在观海卫的莫非,是听老辈人说着 铜钟 的故事长大的。 与寺庙晨钟暮鼓的钟不一样,观海卫的钟主要用于指挥抗倭战争的命令信号
。 作为中国东南名卫之一,观海卫一直承担着保家卫国的重任,抗日战争期间,就遭遇过日军三次空袭。 每每有日机或日寇来袭,城内的圣约翰教堂的 五金大钟 和钟楼铜钟,就成了当地防空、防袭的警报钟。 听老辈人说,观海卫钟楼铜钟高一米多,钟纽高31厘米,重达数百斤,四周有铭文数百字。铜钟钟声清脆悠扬,声闻远达十里。 说起钟楼的位置,老人家就会指给他,在今天的观海卫城内东北方位二十米的鼓楼山的南面。 这座山高约400米,当年因明代卫指挥使在山上设鼓楼,故民间称此山为鼓楼山,后来在南面的小山头上建造钟楼。 当年钟楼有大屋三间,清朝年间,钟楼改建为文昌阁。在1951年的《宁波大众》报曾经刊登过观海卫钟楼的一张照片。 在光绪《慈溪县志》金石卷收录中也有记录: 文昌阁钟 在观海卫 ,而文昌阁在 观海卫城鼓楼山 。 后来,据说鼓楼被拆扩建为天后宫,钟楼于1953年也被拆除。 解放后,钟楼文昌阁成为生产队仓库,铜钟据传被保存在派出所内,之后不知所踪。 这么多年过去了,前段时间,莫非终于从一位80多岁的老人口中得到了一个消息:铜钟可能在五磊寺。 存放在观城派出所的有两口铜钟,一个是钟楼的,另一个是圣约翰教堂的。圣约翰教堂的钟听说被炼铜了;而钟楼的铜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五磊寺修造时,送去做了寺堂大钟。 因为这一线索,在看了文管会提供的现场图片后,莫非很肯定,这便是在《慈溪县志》中所列的文昌阁钟。历史上去向不明的 劳堪 却在铜钟中的铭文中出现了 慈溪市文管办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口明朝的古钟,最大的研究价值就在于铭文上记载着不少观海卫军政要员的姓名、官职,这有助于研究明代职官制度、卫所兵制。 铭文记载着一些官员及捨银信士的官职、姓名、捨钱数目,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赐进士第督察院左副都御史劳堪。 劳堪是什么人? 记者搜索到,劳堪(1529 ?),字任之,江西德化县(今九江市)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历任刑部郎,礼部仪制司主事、福建左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在明朝万历年间,他也辅佐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立下显赫政绩,但一夜之间被贬流放,此后去向不明,湮灭于历史之中。 之前传言,九江发现《明诰封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敬所劳公墓志铭》,而此次铜钟的发现,铭文中刻有他的名字,这也可以作为佐证,证实劳堪被流放十余年的地方,就在慈溪观海卫一带,他还参与、发起了钟楼的重建和古钟的重铸。 从铭文排放的位置来看,被贬为庶民的他,名字还排在观海卫军政要员及福建总兵王尚文的前面,说明他在当时沿海军士、民众心中,还有着很高的威望。 不过,劳堪不仅仅是个政治改革家,还是诗人,著作甚多,曾写过《宪章类编》四十二卷,编《武夷山志》四卷、《词海遗珠》四卷、《诗林伐柯》四卷、《史编始事》二卷等,在好多名山大川都留有题词。但这么一位极具政治抱负的政治家和才情横溢的大诗人,为何至今找不到他在慈溪留下的片言只语,这也为地方明史专家留下了悬案。 而铜钟的铭文,除了展示了当时历史背景,铭文中刻的 山阴县商人王耀 这几个字。也从侧面说明,明朝中期开始,商人地位逐渐提升,说明慈溪老三北一带,从明朝开始,崇商观念已经在民间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