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传统的现代转换及其意义二题——李向平

宋元明三朝以来，中国佛教可以说是除了禅宗之外几无内容。禅宗讲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主张不立文字而教外别传，不依经典以免文字障。它的形成和发展，实为中国佛教的一场革命。然而，禅宗之极端，便会走入单纯狭窄的参话头、背公案、束书不观、游词无根以及自欺欺人的邪道，以至于义学不兴，使中国佛教停滞在所谓“三教合一”、“禅净合一”及“教在华严、行在净土”的简单重复上，使佛教信仰与教理教义的距离日益扩大。

晚明时代虽有莲池、憨山、藕益三位大师，在“三教合一”的基础上，一反禅宗狂简之风，主张净土信仰方面极严肃的践履工夫，讲究修持，提倡经典与义理的研究，注《楞伽》、《楞严》(如憨山)，释《起信》、《唯识》(如漓益)，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束书不观、不究义理的流弊。然而，彻底扭转这义学不兴、以背诵注解支撑门面的古代佛教弊端的，还是始于近代杨文会居士对唯识宗经典的刊印流通以及对唯识学的倡导。

佛家唯识宗自盛唐时玄奘、窥基大师创设之后，便以其深刻缜密的义理分析而为其思想特征，从此，佛教中一切教理，大多以法相唯识为基本。虽台、贤义学之哲理微妙，思想深邃，然其基础不离法相唯识。倘无法相唯识学的基础而研习台、贤，则难以会取究竟之义。然而，唯识宗在窥基大师之后仅流行约30年左右的时间，此后便无大影响。明朝期间虽有明昱、智旭等法师颇事研究，但终因有关经典之散佚失传，其研究难获深入与普及。

以复兴中国佛教为己任的杨文会居士从日本学僧南条文雄处获得了在中土失传已久的唯识宗经典，于金陵刻经处刻印流通，从而才使已成绝学的唯识学复兴有望，奘、基之学研讨有径。一批知识居士由此生成研习唯识哲学的浓厚兴趣，其门下的欧阳竟无、章太炎、梅光羲、李证刚、蒯若木、释太虚、孙少侯等，皆为研究唯识学名家。南京支那内学院及北京的三时学会，分别为现代中国研习唯识学的南北两大重镇。各自门下之学人，也都是唯识学的信奉者及研究者。尤其是欧阳居士及其支那内学院，训练、激励并领导了当时中国的知识居士去研习佛家唯识宗，从而改变了几百年来绝大多数佛家信众无意于此的可悲情状。

从佛教文化传统契应时代发展的层面来说，唯识学能够引起知识居士及少数出家僧众的研究兴趣，那就是，法相唯识是佛教传统中最适应现代文化旨趣的佛学教门。它强调理性思辨，注重名相分析，对于宇宙人生真实本相的论述，有科学的说明，有哲学上的认识论，有对社会自然的探讨。法相唯识学的这些理论特征，正好与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哲学追求相互契应。古代中国的语录式哲学由于不擅长逻辑分析，不强调对于认识主体与客体的研究，故尔对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想的建设所资借鉴和利用者少。一部分领略时代要求的知识居士或佛教思想家，开始注意到法相唯识学正可为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的重建提供思想资料，正可从人的思维及思维方式的研究，从认识论、人生论及价值论与本体论的探讨等方面，为时下中国人重建安心立命的价值秩序或终极关怀体系提供一个良好的思想参照系。

尽管天台、华严、禅学对于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作用，可是，最符合近现代学术思想发展趋势的，仍当首推法相唯识。也只有法相唯识学，是佛教传统中最能吸引近现代中国知识界的义理之学。对此，太虚和尚曾指出：“……摄化学者世间需于法相，奉以为能令久住正法饶益有情之圭臬”[10]。这也是传统佛教契理契机、应机论法的殊胜之处，也当是佛教传统自我转化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正是“世之变也，道术或时盛衰，而皆转趣翔实，诸游谈无根者为人所厌听久矣。自清世士大夫好言朴学，或失则琐，然诡诞私造者渐绝，转益确质，医务、工巧二明于是大著。佛法者可以质言，亦可滑易谈也。然非质言，无以应今之机，此则唯识法相为易入。”[11]所以，对于法相唯识学的研习，不但转变了几百年佛教界义学不兴的旧习惯，而且也为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想的重建与发展贡献殊大。

谭嗣同的《仁学》，虽受华严宗的影响不少，但其目的却是在于以唯识宗为基础，糅和其他中西学各家学说，构筑自己的哲学体系。他的“以太说”显然受到唯识家“万法唯识”思想的影响；他对于认识主体客体的分析，有唯识学相分、见分明显的痕迹；他对于心灵本体的过分推崇以及以心挽劫的巨大努力，也可看到唯识学中第八阿赖耶识能摄一切、能生一切的精神作用

。《仁学》因其对于认识论问题的突出，实际上是依唯识学说而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哲学思想体系。

梁启超作为一位新文化、新思想的启蒙思想家，刃佛教有益于群治而呼吁，主张中国当以有信仰而获进，以康德哲学类比于佛家唯识学，在相当广泛的程度上将古老的佛教思想纳入了近现代文化思想的领域，并使其伦理化、知识化与哲学化。他指出，在佛家唯识宗那里，对于法相与法性、无明与真如、现象与本体的区分，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具有无明现象界与真如本体界的矛盾，为安己之心，立己之命，人们便应如唯识宗所言，视一切外在现行世界为幻见幻影，克服阿赖耶识中不净与染污的一面，以培植心灵中纯粹无染之种子，使自己的精神不断臻至真如超我界，获得觉悟，自我拯救。他依据唯识学说，为当时世人指出了一条依知识、理性而可获救赎的道路，而唯识学类似于西方大哲康德之学，正是对于这一自我拯救道路的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