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古代学者虽然注意到了双声、叠韵等语言现象,能够运用押韵来进行文学创作,甚至使用了譬况、读若、直音等方法给汉字标音,但由于受汉字这种单音节表意文字的干扰,对于语音还缺乏科学的认识和有效的研究手段。然而,来自古印度的佛教文化,改变了这一局面。具体来说,佛教文化对于汉语音韵研究的重要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切的产生。反切是我国古代继譬况、读若、直音之后,又一种汉字注音方法。它利用两个汉字来拼读另一个汉字的读音。古代直行书写,反切的两个字一上一下,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和声调并将两者加以拼合就可以得出被切字的读音。关于反切产生的原因,从古至今,学者们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大致可以概括为汉语音节本身的特点和佛教文化的影响两个方面,如果将它们综合起来,可能会得到比较符合客观事实的答案。一方面,如果暂时忽略声调,汉语的音节结构一般都可分为声母和韵母两个部分,而且汉语音节中存在着大量的双声叠韵关系,这是反切产生的内部原因。另一方面,随着佛教东来,中国人接触了梵文及其辅音和元音两相拼合成一词的拼音方法,在梵汉词语的音译过程中,梵文的语音原理和拼音方法启发人们以梵文为对比系统,反观汉语单音节文字的基本结构,意识到汉字字音也可以分析为声韵两部分,于是,从汉语固有的双声叠韵现象中发现了可以用两个汉字来拼一个字的读音的注音方法,由此而产生了反切,这是反切产生的外部原因。反切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学者对汉语语音结构的认识和语音分析的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四声的发现。汉语四声的发现,与佛教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对此,陈寅恪先生、俞敏先生等曾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梵语虽是无声调语言,但在咏经时却有三种不同的音乐重音,以求在诵读的抑扬变化之间造成某种特殊的宗教气氛,古印度声明论据此分之为三声。佛教输入中国之后,佛教徒在转读经典时,梵语三声的读法也随之输入。中国的文人受到佛教徒摹拟梵文的声调转读佛经的启发,意识到汉语的语音也存在着类似的三种高低不同的声调,但与之不同的是,汉字的声调还有别义的作用,这三种声调即后来所谓的平、上、去三声。至于入声,由于有三种塞音韵尾,与平、上、去三声的差别在于音质上的不同,但是由于它读音短促,在声调上可以自成一类,这样就与平、上、去三声并列而成为四声了。于是,在南朝齐梁之际,学者们明确提出了汉语存在四声并以平、上、去、入为之命名。“四声”的发现,标志着中国学人已经能够正确地把汉字字音结构区分为声、韵、调三个部分,从而为音韵学的研究奠定了较为科学的理论基础。

第三,字母的创制。中国古代学者把声母的代表字称作“字母”,字母的创制也主要得益于佛教文化。首先,字母孕育于帮助反切拼读的“归纳助纽字”。反切发明之后,人们已能把一个音节分析成声韵两大部分,进而根据双声原理,归纳同一类反切上字,并以若干字作为其代表,称之为“归纳助纽字”,用于反切时加强声母的读音。它的性质与字母非常接近,是后来与声母具有一对一固定关系的字母的雏形。其次,字母的产生是用汉语比对梵文和藏文字母的结果。一般认为字母首先由唐末和尚守温创制,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守温韵学残卷》所列三十字母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汉语字母。据古今学者的研究,守温的三十字母是参照藏文三十字母和《大般涅槃经·文字品》中所归纳的梵文“毗声二十五字母”而创立的,而藏文字母虽于松赞干布在位时期由藏族“字圣”图弥三菩札创制,在时间上比汉语字母稍早,但它同样是仿照梵文字母制定的。再者,“字母”这一名称出自于《华严经》,是由梵语翻译而来的。宋代学者在守温三十字母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语音实际,增加了六个字母并更换了部分名称,遂成为音韵学研究中应用极为广泛、影响至为深远的三十六字母。

第四,韵图的兴起。韵图是等韵图的简称,它能用比较直观的方式反映某个时期的语音系统。按照通俗的说法,韵图就是古代的声韵调配合表,其基本原理是横向表示声母,纵向表示韵母和声调,其中,相近的韵用不同的“等”来区分,在声韵调交汇的格子中填入适当的字,代表一个有效的音节。韵图的兴起,同样与佛教的传播密切相关。古印度有一种供幼童学习用的梵文拼音表,它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后,被中国僧人称为“悉昙”,其格式是把元音排成行,用辅音逐个与之相拼。等韵图就是仿照“悉昙”而作的,它最初也是佛教徒发明的。此外,从韵图的术语中也可以看出其与佛教的关系。比如,现存最早的等韵图《韵镜》和《七音略》都有四十三转,虽然对“转”的意思学界尚有不同看法,但大家都承认,“转”这个术语出自佛教。韵图的横行列字母,其产生必在字母创制之后。《守温韵学残卷》中有《四等重轻例》,对韵进行分等且与后世韵书分等基本相合,已是等韵图的雏形。宋代以后,韵图正式出现,汉语音韵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等韵学也由此而兴起。

综上可知,汉语音韵研究所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既体现在研究领域的开拓、研究内容的充实和研究术语的引进,但更重要的还在于研究方法的变革、研究观念的更新和研究水平的提高。比如,对字音的标注由用一个字发展到用两个字,对字音的分析从模糊到清晰、由二分到三分,根据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对字母进行分类,等韵图中所蕴含的音位学思想,等等,这些方法和观念对于推动古代音韵研究乃至语言研究,长期以来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音韵学,古代训诂学和文字学的发展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在训诂学方面,一是扩大了古书的注解范围,由佛教传入以前的以注释儒家经典为主,发展为魏晋南北朝时对佛家、道家等其他经典都有不少注释;二是受到佛教经典“讲疏”的影响,产生了“义疏”这种新的训诂体式;三是产生了一批注释佛经音义的高质量的训诂学著作,如玄应《一切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等。在文字学领域,最主要的影响体现在俗文字学方面,不仅传抄佛教经典的俗体字成为了俗文字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还产生了辽僧行均编撰的《龙龛手鉴》之类的著名俗体字典。(信息来源：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