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启迪智慧、净化人心、弘扬佛教文化之精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根据赵朴初会长指示精神，于今春发起举办《佛教与精神文明》学术笔谈会，得到佛教界与学术界人士的赞同和支持，不少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纷纷赐稿，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经过深思的真知灼见。本刊拟选择若干篇先予刊载，研究所将把笔谈会成果选编成专集，广为流通，以引起教内外人士对这一既具学术性又含现实性的重要问题之重视和研究，促使中国佛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优良传统，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宗教，作为一种植根于社会文化土壤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其在一定时域中的传布，必然受该时域中传统的、现实的诸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诸文化因素中，宗教之流传及形态，与其传布地区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关系最为密切。

民族文化心理素质，指一个民族长期以来在共同的生存条件下和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共同心理特征，它是民族文化在民族成员心理中的凝结积淀，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核。民族文化心理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惰性，它就象一种遗传因子，积淀在每个民族成员的心理深层，对民族成员及民族群体的文化性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就象一个人的性格足以决定他的命运，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对于民族的兴衰成败，足以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实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以发扬精华，遗弃糟粕，是传统文化反思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对民族的振兴、两个文明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民族文化心理素质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作为长期历史的产物，它既受该民族的生存时空、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的制约，又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且，塑造、陶冶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文化，往往是多层次、多方面、贯串着矛盾运动的复杂动态结构，包括开化与愚昧两种文化的斗争，包括由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精英文化”和由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大众文化”的交涉，包括各种文化构成因素的主次、对立、斗争、互补、融合等关系。

在东方佛教文化圈内，因佛教的长期流传，使各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与佛教的关系至为紧密。本文仅就中国汉传佛教与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关系，作一粗浅的探讨。

佛教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佛教在中国的弘传而言，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素质，在决定中华民族对佛教的接纳与排拒，及接受佛教的程度、方式上，在中国佛教文化性格的形成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大体而言，佛教在华传布中，一般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从而使中国佛教的文化面貌带有了中国式的特点。第二，就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形成而言，佛教作为一种长期以来被接受吸收的外来文化，以其崭新的内容补充了中华传统文化之缺欠，影响于中国诸家学说，并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使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中渗透了佛教营养的浸润。

民族文化心理素质是由基本人生态度、价值观念、情感方式、思维方式等组成的有机总体结构。佛教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总体结构的诸方面，都有甚深关系。

一、基本人生态度

对人生的基本态度，是决定一个民族精神与气质的最重要方面。早在佛陀出世之前，印度雅利安民族便已从早期的乐天乐生的人生态度转向对人生价值的反省，以自我解脱世间诸苦而趋归永恒安乐的涅?为人生理想。在这种具有出世主义人生取向的文化氛围中诞生的佛教，也以深刻反省人生价值、如实观察人生诸苦为出发点，以解脱生老病死等诸苦而趋向常乐我净的涅?彼岸为主旨。印度佛教的基本人生态度，可以说是一种高度理性的、中道的出世主义。所谓理性的、中道的出世主义，是指不象儿童那样盲目地、自然地、天真地乐天乐生，而是以理性冷静鉴察人生现实，如实审视人生价值，不是回避人性本具永恒幸福的需求与现实生老病死诸苦交攻的生存状况之根本矛盾，而是把这一矛盾的彻底解决奉为人生理应树立的向上追求。这是象佛陀那样的大智慧者、人中圣哲，在禅的澄静观照中，从全宇宙凡圣十重法界的广度和人本性中基本矛盾的深度审视人生，从而确定的基本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虽然以超越现实世间(出世间)为本，却并非片面否定人生，教人一味逃世遁世，而是以中道圆融世间与出世间，不忽视世俗的物质生活和伦理生活之发达，而以破除对假我之执着为根本，一统世俗生活的发达和出世间理想的实现。佛教的这种人生态度，实质上出于对人生的极度珍视和主观能动性的积极发挥，是至为严肃认真，又至为积极向上的。佛教强调“人身难得”，“诸佛世尊皆出人中”，教人珍惜人生，以如实智慧为人生司南，争取在短暂的人生旅程中圆成世间、出世间的功果，圆满开发自性，创造最大的人生价值。佛教的这种理性的、中道的人生态度，与盲目达观的自然主义与片面厌世出世的悲观主义人生态度有质的不同，与纵欲主义和苦行主义更是南辕北辙。

与印度佛教的人生态度不同，中华民族传统的基本人生态度，以实用主义的乐生、贵生为特点，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道教《太平经》的“重生”，集中表现出中华民族极端现世主义的人生态度。持这种人生态度的中国人，习惯于从功利的、审美的角度看待生活，把全部的关怀都倾注于现实利益的获取，对外则通过艰苦的生产斗争以从自然界获得生存权利，对内则通过“克己复礼”——一种伦理意义上的禁欲以获得社会群体中的生存地位及社会成员间的和谐稳定，并以审美的态度看待这种世俗利益的获取，在田园之乐和天伦之乐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中华先民虽相信人死魂归泰山，却不愿多考虑死后的生活，认为现世比死后要重要得多；虽然有其对人生的理性认识，却缺乏对人生价值的深刻反省，无视人生的苦难和缺憾，缺乏印度人那种自我解脱诸苦而永享安乐的追求。中华先民传统的美丽理想“长生久视”，更深刻地反映出对人生的挚爱。中华先民亦自有其关于人生价值的理性审视，这种理性审视，一般认为以《中庸》中的“赞天地之化育”一语来概括，最为确当。赞天地之化育是一种作为客体的参与态度——认为人在天地中有其不容自卑的位置，与天地并立而为三，应明白自己的地位，尽其天职，参与天地化育万物的活动。然这种活动被牢牢限制在天地人的大系统中，人应取法于天地之道，以取得人与天地、人与人的和谐，而所谓的“法天地之道以立人极”，主要是指被认为天经地义的三纲五常等政治伦理法则。中华民族的这种人生观念，是一种实用理性主义，其眼界不出小天地的范围，其着眼点不出于现实生活的安乐及天地人的和谐。这种人生态度虽然也是极端珍视人生的、积极的，然与佛教的人生态度相比，目光显然过于短浅，对世俗的五欲之乐显然过于执着，缺乏从更深广的角度对人生的反省和自我认识，对人本性的圆满开发缺乏足够的重视。中华民族的这种人生态度，实际上以农业宗法社会中农民的人生态度为基点，带有农民思想的弱点——庸俗性、保守性、浅薄性。

中华民族的这种现世主义人生态度，与印度佛教出世主义人生态度之间的龃龉，形成佛教在华弘传的最大阻力，决定了佛教被中华民族全盘接受的难度。尤其是偏重于个人解脱、出世意味较浓的佛教小乘法，更难在中土扎根。只有高唱普度众生，以世出世间为一的大乘佛教，才易于被中国人接纳。所谓“东土有大乘气象”，这种大乘气象，便是本有儒、道等文化熏陶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儒、道两家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精神，集中表现了在现世主义的文化母胎中孕育的中国哲人的人生态度，它与大乘宗旨的相通点，决定了中华民族对大乘佛教的开放态度。作为汉传佛教主流与代表，被认为华化味道最浓的禅宗，讲求现世的乃至当下的顿悟，提倡“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反对片面出世，明显地表现出顺应中土现世主义人生态度的特征。而直到今天，社会上多数人尤其文化层次较低的人们对大乘佛教的接纳，主要是从本民族传统的神祇崇拜的原始信仰角度，祈祷供养佛菩萨，祈求慈悲法力的佑助，满足其治病、发财、求偶、生男育女等世俗的愿望，不出传统的现世主义立场。

大乘佛教被中国人尤其中国文化人接受的又一起点，是本有文化中象庄子那样富有超越性的自然主义出世思想，深受这种思想陶冶的中国文化人，往往内道外儒，在积极人世中深怀精神上超越世俗而得豁达自在的追求。尤其是当他们不得显达于世、为时所用时，这种追求更易上升为第一需要。佛教的出世主义，尤其是华化的禅宗，正好适应了中国文化人的这种精神需要，以其更为超脱博大的境界，赢得中国士人的向往，把他们的精神层次从庄子“逍遥游”的基地升华到菩萨以出世间心人世、即世间而超越世间的境地，教给他们一种积极用世而又超然物外的生活艺术，培养出象白居易、耶律楚材那样既有作为而又保持内心超然宁静的士人典型。

另一方面，作为对极端现世主义的必然补充，中国人，尤其是深受剥削压迫、不得人生幸福的劳苦大众和饱尝世味秋荼的乱世之民、失意之人，也会产生憧憬来世幸福乃至永恒安乐的宗教需求。大乘佛教的净土法门，正好填补了本土文化在这方面的缺陷，满足了中国人精神上追求出世间的需要，成为流传最广的大乘法门。

总之，印度佛教理性的、中道的出世主义人生态度，一方面决定了佛教在极端现世主义笼罩的中土弘传的难度及其中国化的形态，另一方面，则升华了中土本有的出世主义，填补了中土现世主义文化的缺陷，满足了中国人多方面的精神需要，对于社会心理之平衡、人心之净化、社会秩序之稳定、文化的发达、人智的开通，无疑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而中国人仰赖神佛佑护以满足世俗需求的信仰所发生的消极作用，主要应归咎于传统的神灵崇拜和极端现世主义人生态度。佛教的人生态度被中国人如法地、全盘地接受者虽然不是太多，但它在中华文化百花园里独放异采，引人注目，毕竟深化了中国文化对人生的理性审视，开拓了中国人的人生视野。对于针治极端现世主义的庸俗性、浅薄性、保守性所必然导致的弊端——诸如今日还在危害社会、丑化中国人形象的耽溺声色、腐化堕落、“一切向钱看”，由贪执多子多福而造成的人口饱和，及盲目乐天安命的消极达观等，无疑很有裨益。因此，在今天仍应高扬佛法的人生态度，从积极方面发挥大乘本有的世出世间不二、以出世间心发达现实人生的思想，以有助于如实认识自己民族文化心理素质中现世主义人生态度的优点与缺陷，重铸新型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

二、价值观念

价值观念主要包括利(经济)、善(道德)、美(审美)、真(理论)四个方面，价值观的内在机制包括价值取向、实现价值的行为标准、价值判断的准绳和价值理想。印度佛教的价值观念，在经济方面，可谓十分注重经济发达，崇尚丰富华贵，重商业工巧。《杂阿含》第九一经载：佛陀开示少年郁阇迦的四种俗人在家得现法乐住的具足中，方便、守护、正命三种具足皆指经济生活，方便具足者，“谓种田商贾，或以王事，或以书疏算画，于彼工巧处精勤修行”，掌握谋生的技术，从事生产，求得钱财，并善于理财，不浪费，不鄙吝。大乘经典所树立的在家菩萨典型如维摩诘居士、善财童子，皆福慧双全，资财无量。大乘经中屡言以七宝布施，诸佛净土，无不珍宝满目，极尽富丽庄严，表达了佛教物质生活无限发达、穷极富贵的理想。当然，这种崇尚富贵福德的价值观念在佛法中始终与一法不执的般若智慧不相分离，虽崇尚资财无量而又提倡勤俭节用，虽提倡自己勤俭节用而又号召毫不吝惜地布施众生，出家僧尼更以贫穷至身无长物、乞食为生为如法，表现出佛教的经济价值观是既崇尚经济发达而又超越财利，乃至重智轻利的。在道德价值方面，佛教崇尚遵守世俗的伦理法则，父慈子孝、夫妇互敬互爱，其对父母与子女、夫妇、朋友、师生、主仆之间的伦理义务，都从对等的角度予以指示。佛教尤崇尚大慈大悲、无条件利他，乃至牺牲自己救度众生的精神。在审美思想方面，佛教以清净不染、慈悲智慧为美，佛教徒珍爱的莲花，代表了佛教的审美观念。在求知方面，佛教可谓极端重智的典型，以如实知自心及宇宙万法之真实为全部教理行果的核心，《法句经》中“若人寿百岁，不见最上法，不如生一日，得见最上法”一偈，最能表现佛教重智求真的价值观念。佛教的价值取向，可以说以精神解脱而获涅?、自性圆满开发为特点，是向佛陀等圣者看、向内看、向前看(努力不懈以期未来的解脱)的。在实现价值的行为准则方面，佛教重解脱的价值，以自制其心而得自在、转变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为贵，《法句经》“彼于战场上，虽胜百万人，未若克己者，战士之最上”一偈，集中表达了佛教的行为准则。在价值评判方面，佛教以解脱与系缚为尺度，区分染净、圣凡、迷悟。在价值理想方面，佛教以圆满开发自性潜能的佛果和清净庄严的净土为最高理想，为人生向上之究竟归宿。佛教的价值观念，从总体来说是一种中道的出世主义价值观，虽以解脱生死系缚、超凡人圣，获得永恒的幸福安乐为价值取向，却也重视俗谛意义上的经济生活的发达和伦理生活的完善。重智重乐，福慧双圆，可谓佛教价值观的基本特点。

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总的来讲以农业宗法社会的现世主义为特点，民间喜欢悬挂的福禄寿三星画，集中表现了中国人现世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在经济方面，重农轻商，重义轻利，不患贫而患不均。在道德方面，以恪守三纲五常的道德信条为绝对义务，尚忠孝礼义，表彰淳朴仁厚、安贫乐道。在审美方面，重自然，轻人为，贵人与自然之间、人伦之间的自然和谐。在求知方面，崇古圣先贤，重学有本原，述而不作，其求真之指向主要在人伦道德方面。其价值观念尤以注重传统为显著特点，价值取向多向古代、向后看，价值实现的行为准则唯重在道德伦理，价值评判以因袭的传统礼、道、理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最高尺度，价值理想是尧舜周文等古圣先贤的人格样板，及古代圣人之治的自然和谐的理想社会。

中华民族极端现世主义、以农业宗法社会的道德实践为轴心的价值观念，对佛教出世主义价值观的传布形成最大的障碍，佛教从传入之初起，便主要因其出世主义价值观与中华现世主义、伦理中心价值观的矛盾，受到儒家人士的排击拒斥。为缓和这种冲突，佛教从传入之初起，便一直从俗谛方面随顺、和会中土伦理观念，注意孝顺父母、报国主恩的伦理教化，以佛教五戒和会儒家五常。印度佛教重商、重工巧技术、医方明的思想，因受中华伦理中心、重农轻商传统的影响，未能得到应有的弘扬和实践。而佛教本来从解脱角度发明的心地之学，由于与中华传统性命之学有一定相通点，被儒家从伦理教化的角度吸收，赋予了浓厚的封建性。尽管如此，佛教的价值观念毕竟深刻影响了儒道二教，深化了儒道两家的价值观，使之具有了一定的超越性。

与中华传统的价值观念相比，印度佛学原有的价值观有不少殊胜之处：佛教价值观重商重工，重个人本性根本需求的实现，向内、向前、向上看，而无中华传统价值观重农轻商、向后看、唯以伦理价值为轴心，片面注重个人对社会的义务而忽视个人应有、社会应关注的根本权益的弊病，因而更适用于现代社会、未来社会，更有利于现代化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培养，宜于发扬提倡。

三、情感方式

情感包括与占有欲的冲动相联系的情欲、合乎理性的伦理情感——情致及情操三个层次。佛教把印度民族文化精英对“理智的灵魂”的追求之热情发展臻极，力倡以理、以智胜情，超越低劣情欲的冲动，通过深观无我、体证心性，把生命能量转化为摆脱我执的智慧与慈悲。佛学尤一反印度种姓制度的人为界限，高标众生平等，视众生如父母子女，将摆脱了占有欲的慈悲喜舍的神圣感情扩充至无量，发普度一切众生的宏愿，崇尚为救度众生忍受众苦、牺牲自己的勇猛精神。

中华传统的情感方式，受农业宗法社会的制约，只发达了中层次的世俗伦理情感，情感的表达方式被儒教严格限制在三纲五常的规范之内，以血缘亲族关系为中心向外扩散，以孝事父母为本，延及于家族、君王，《礼记》曰：“人道，亲亲也。”这种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亲亲”伦理情感，不离我、我所执，较之佛教等视众生的无缘慈悲，无疑过于狭隘，难免产生亲亲而妨害公众利益、酿成亲族之间及亲族之外的复杂社会矛盾等弊端。当然，中华古代也有“天下为公”的理想，五常中的“仁”可发挥出超越亲亲的博爱思想。正是由于这种相通点，佛教的无我、大慈大悲、舍己利他等思想，才易于被中国人接受，这种超越血缘关系乃至超越人际关系的慈悲情怀，大大扩展了中国人的伦理视野和感情畛域，丰富和深化了民族情感方式的内涵，赋予直到近今的无数中华志士仁人以大公大仁的高尚情操，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当然，佛教在华流传中，也受中华伦理感情的影响，如印度佛典中原为互相怜爱的夫妻关系，译汉时成了“夫视妇”、“妻事夫”(《善生经》)，淡化了丈夫对妻子的义务，以顺应汉地夫为妻纲的不平等观念，使中国佛教在某些方面具有了中国式的封建性。在今天，应剔除此类因方便随俗而有的封建性因素，发扬佛教原有的平等、慈悲、谦和的思想。

四、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包括思维模式与致思途径两个方面。思维模式，指在思维中把握世界的整体联系的定格。印度佛教的思维模式，总的说来是“一心缘起论”，这种思维模式从心解脱的本旨出发，不假设任何心外的实体去追逐求索，而是从现象中概括出的普遍规律缘起法则着眼，把万法看作各种条件、因素互相联系的集合体或系统，此中心识始终起主枢作用，解脱与系缚、生死与涅?、凡与圣、迷与悟，关键唯在我人之一心。如实觉知自心，调御自心，乃根本的觉悟、解脱之道。佛教哲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心性论，皆依缘起法则观察而建立，为一心缘起论的深化。

致思途径，即认识方法，这是佛教智慧之学的根本。佛教主张的认识方法，兼具东西方认识论之长，既重闻思得慧，通过逻辑推理、因明论辩而破除邪见、树立正见，又重超越理性思维、逻辑思辨，通过瑜伽禅定的调心，调动潜在直觉功能，用超越言思的无念心去契证不可能由言思实证的实相。而且，在佛教慧学中，思辨与直觉是统一的，直觉为思辨的必然归宿，思辨为高级直觉的必由之途。

中华儒道等学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以人身小天地类比宇宙大天地的天人合一论，儒家以这种思维模式“明天人分际”，效法天道以立人道，为三纲五常的伦理准则建立理论依据；道教则以这种思维模式探究长生不死、与道合真之道。两家在作理论探讨时，都多用辩证逻辑而少用形式逻辑，多用类比推理及取象的抽象思考，从万象中取某种简单的象数，如阴阳、五行、八卦等，模拟宇宙万物的内在结构，其认识方法可以说是辨证的，取象的、重直觉的。儒家讲“无思无为”，道家讲“涤除玄览”，都懂得用一种超越理性思维的直觉去认识形而上的道。大体而言，中国人不喜欢烦琐精细的逻辑推理，而重在从伦理中心的实用理性主义出发，着眼于以伦理实践为中心的所谓“道之大本”，而且将此道之大本落实于简易的行为法则。正是在重辨证方法、重超越性直觉、重论理实践的共通点上，中国人接受了大乘佛学尤中观之学，并以其高度的辨证思维能力与直觉的悟性，从体用、性相、理事等角度，把印度佛经中蕴含、在印度未能得到应有阐释发挥的佛学最深义理阐发得淋漓尽致。尤其是禅宗，以一种简易的实践法则总摄了印度佛典的精髓，突现出中华思维方式的特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表面上使中国佛学带有中国式的玄学化的色采，骨子里其实更好地总结、发挥了印度佛学的神髓。佛教之学尤华化的佛学，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深化了中华玄学，深深施其影响于儒道二教，促成了宋明理学的孕生和宋元道教的鼎革。然而，因中华本有轻逻辑思辨的思维习惯之障碍，印度佛学发达的逻辑思辨之学未得到应有的阐释发挥，因明学还未被全部介绍进来，便被束之高阁，重精密辨析的法相唯识之学，数传即绝，印度佛教重辩论的学习方法，也未被汉传佛教界普遍采用。尽管如此，佛学推排入微的逻辑思辨，因明之学，条分缕析的思维方法，给中华文化肌体中输入了一种新鲜的血液，对中国学者的治学方法、思维方式，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发扬、发展印度佛学的逻辑思辨、因明之学，对改变民族文化轻逻辑思维的缺陷，提高国人的理论水平，无疑大有裨益。而中国佛教祖师本着民族思维方式之长，所发挥建立的华化佛学，从思维方法看也蕴含着高于西方科学思维方式之点；应予继承发展，不容轻视而唯以印度、西藏佛学为正。

总之，佛教思想在漫长的世纪里深深渗入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对形成民族文化心理素质起过重大作用。今天，从建设新文明与人间佛教的角度出发，有必要以禅的清澈心态，如实辨析民族文化心理中佛教所起的积极的、消极的作用。发扬佛教文化在形成健康文化心理方面的殊胜之处：发扬佛教从全宇宙方位和自性潜能角度着眼而确立的高度理性的、中道的、极端珍视人生的基本人生态度，发扬佛教重福慧双全的价值观念，发扬佛教等视众生、大慈大悲的情感方式，发扬佛教既重逻辑思辨又重超越性直觉的思维方式，这对针治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中的不健康、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因素，诸如过于庸俗地执着物质与伦理生活的人生态度、唯以伦理为中心的价值观、以“亲亲”为本的狭隘情感方式、轻逻辑思维等弊病，铸造现代化的、健全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应该是大有益处的。（信息来源：摘自《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