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并没有到唐古拉山去寻源拜神，中国人对山岳的崇拜，来自“万物有灵”的自然观。

从“禹封九顶”算起，祭祀山神的圣典，在中国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礼记·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

至于那些高入霄汉，形象奇特，难以攀登的险峻山岳，更认为是通天之处，为神灵仙人所居。《山海经》上说：“昆仑之丘，实惟帝之下都。”他们认为那最高的昆仑山，‘是天帝在地上的都城。

从孔子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到秦汉时代的“自然比德”，则来源于更深层的“天人合一”意识。人与天地结构是一体化的：天有九野，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宇宙有金、木、水、火、土，人有心、肝、脾、肺、肾；自然有五岳，社会有五帝，五方神抵，人有仁、义、礼、智、’信五德……这种“天人合一”观念，分明把人的感情、意志、伦理透射在外部世界，自然山水打上了人文精神的印记。

汉代阴阳五行说，则直接导致中国特有的“风水论”：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晋郭璞《葬经》）

“风水论”用抽象的气来解释自然环境。按照气的运动变化规律，阴阳两气交流而生出各种变化，浊者沉为地，清者浮为天。山高而巍峨者，称为“后龙”，后龙之后的山脉称为“来龙”或“祖山”，祖山必绵绵婉蜒，方显生气勃勃。左右宜有小山护卫合抱，称“龙砂”。这样的山势环境，才有天地氰员之气往来。“后龙”正面还要有远山对景，称为“案山”或“朝山”。山峦叠嶂，“负阴抱阳”，草木方显旺盛，乃为“瑞气葱茏”的徵兆。所以“仙山”、“佛国”常建在这些山势奇特、林深木茂之处，因是神仙佛祖所居之圣地，自然被称为“风水宝地”。

魏晋以来，佛教兴盛。由于文人与僧人交游往来，而寺院又往往成为文人政治避难的世外桃园。魏晋文人寄情畅神于自然山水，不仅找到“山水以形媚道”老庄玄学表达的最佳方式，而且发现了山水的自然美。因此多把庄园与寺院建在幽静的山林之中，既可以全身远祸，过一种闲云野鹤般的、适意会少的生活，又可以超脱“红尘”，有利于文人“澄怀观道”，甚至还包括希冀延年益寿的生理需求在内。

唐以后的禅宗，改变了早期佛教持钵行乞的苦行僧的生活方式，更讲究人与自然的融合关系。禅师们常常沉浸在青山白云、流水清泉之中，领悟生命的真话。深山里的古刹，常常是禅师们悟道之所；丛林禅院，成为僧人们参禅打坐的清净之地。而那些朝圣者的足迹，常在遥远的青山岭外，白云深处，在一路的山重水复之中，攀上那岭头金顶，才恍然大悟，顿见本来面目。

丛林建筑选址的精心，包含着从观念到实体建筑的佛家原理：第一，利于修道。佛教认为，修行的第一要素即是割断尘缘，与世无染。释迦修道之初，在菩提树下结跏趺坐，在野鹿苑说法；达摩一苇渡江，见高山秀丽，遂居而悟禅；慧理至杭，见飞来峰颇似印度灵鹫峰，乃筑室而居。可见佛徒皆效法佛祖，丛林建筑多选佳丽之地，于是代代相传，遂成定制。第二，利于广召信徒。游人入寺观光，信徒入寺降香，佛殿肃穆庄严，钟磬贯耳。当人们置身于丛林所掩映的梵宫佛寺中时，与宗教净化意识并生的是身清气洁的审美感受。幽深的丛林与净土世界似乎更有环境、氛围的暗合之处。所以僧家占尽湖光山景，是一种包含宗教目的的选择。

传入中国的佛教，显然已经淡化印度人那种狂热而痴迷的神山朝拜意识，而把宗教的修炼化为一种生活的情趣，一种审美的意念，甚至包括上述深层意识下形成的中国特有的风水之论。这也许就是历代佛教要把寺院多建在深山幽林的深层的历史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