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中土文风的影响

佛教传人中国 ，是文化史值得大书的事 ，它输入了中土前所未有的世界观、人生观、思维方式、表达方式 ，从而开阔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 ，更使中华文化增添了异域文化的气质与精神。自东汉至明清漫长的历史时间里 ，佛教在传播过程中 ，使诸多文化层面受其影响 ，其中 ，对中国文章的影响就十分显著。

当然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 ，中国的文化积累已十分丰厚 ，在文章领域 ，已有大批典范之作产生 ，其基本风格精神已趋成熟 ，写作技法已相当完备 ，这一方面决定了中国文章对佛教的巨大消化力 ，也决定了它受佛教的影响是局部的、有限的。或者说 ，佛教是中国文章的一种补充、一种滋养。

佛教大规模传入中上 ，是两晋到隋唐。其中尤以南北朝时期最为繁盛。这个时期文学的基本特点是“俗” ，它已失去了魏晋对超形象的绝对的美的追求 ，而把目光引向了日常世俗生活。就文学语言说 ，自宋至齐梁 ，对于用典（隶事）、排偶、声律的探求 ，极大丰富和提高了对文学语言各种形式美的认识 ，而萧统、萧纲、萧绎等人的文学观念 ，正是其中的代表。萧统在《文选序》中第一次明确地把文学同经、史子中的文章区分开来 ，他认为后者都不属于文的范围 ，属于文学范围的只是那些“综辑辞采” ，“错比文华” ，“事出于沈思 ，义归乎翰藻”的文章 ，他编定的《文选》正贯彻了这一文章观。而萧纲则指出“今文”与“古文”的“遣辞用心”是“了不相似”的。“若以今文为是 ，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 ，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 ，则来之敢许”。（1）他对当时不重视文词华美的风气 ，深为憎恶 ，叹曰：“文之横流 ，一致于此！”因此 ，那个时期的文章大都追求文彩 ，隔断文道关系。

而这一时期的佛教文学 ，则表现出质朴的风格 ，较著名的佛教文献——《出三藏记集》和《广弘明集》中的文字虽也受当时骈体文影响 ，但总的看是以明道为本 ，未完全逞才使学 ，玩弄文字技巧。另外 ，这一时期译经业的发达促进了翻译理论的深入。佛典是佛教的根本 ，但因多用梵语 ，所以需要翻译 ，而翻译的目标是忠实地传达原意。晋宋时期 ，安世高的译经颇受赞许 ，道安评他译的《人本欲生经》说：“似安世高译为晋言也 ，言古文悉 ，义妙理婉 ，睹其幽堂之美 ，阙庭之富或寡矣。安每览其文 ，欲废不能”。（2）对比之下 ，更讲求辞采的支谦却受到他的批评。他批评追求文字的新巧 ，是以儒家经典和马融、郑玄等章句师为根据的 ，其他的人也有同样看法。重视义理的传信是译经的首要标准 ，也是人们在文字表现上努力的目标。在这样的要求下 ，就文质关系说 ，是重质而轻文。译经的文章观念 ，传信、重质、尚古、尊径等 ，与当时文坛上的潮流有别 ，而与唐人改革文体 ，倡导古文的看法相通。就写作实践看 ，译文虽更加流畅优美 ，甚至融入骈体 ，但总的倾向是质朴。代表译经最高水平的鸠摩罗什所译《维摩经》就是：“文约而诣 ，其旨婉而彰 ，微远之言 ，于兹显然”。（3）佛家高僧慧远、僧肇 ，文人中的谢灵运、颜延之、沈约等 ，写论佛文字 ，就很像唐宋议论文体制。

后来 ，唐代文人进行文体改革 ，主要进行两点 ，其一是改骈文为散文 ，其二是主张文以明道 ，强调文章的内容 ，古文家们如李华、萧颖士、独孤及、柳宗元、刘禹锡等都写过佛氏文章 ，他们从佛教文字中及译经理论中所受的影响是明显的。

二、对写作技巧的影响

佛经有各种文字的传本 ，其中以我国汉文译本最丰富。有从印度、尼泊尔的古代语文（梵文、巴利文）直接翻译的 ，因为传本不同 ，所以译文详略互异 ，而且历代的大德 ，努力述作 ，常把同一佛典 ，一译再译 ，由于时代不同 ，各人的文章风格不同 ，因此面貌也各异。有的译文 ，并非直译 ，经过陶熔 ，几乎完全汉化；有的译文 ，虽则转为汉文 ，却仍然是异域的情调。这在文体上便出现了新的风格 ，有如园艺中的新品种一样 ，在魏晋六朝的艺苑中 ，放出瑰丽的色彩和浓郁的异香 ，感染中国文章产生了新的变化。

《宋高僧传·含光传》在谈到华文和梵文的文风对比时说：“秦人（中国人）好略 ，天竺好繁。”印度的文风确是繁琐之极 ，佛教的精密推理让人望而生畏 ，对事理的区分极为细致 ，在运用比喻时 ，更是极尽铺张之能事。这种好繁的审美趣味在印度建筑上也体现很明显。在几乎全部建筑表面上 ，都堆满了特别繁琐的深雕或高浮雕装饰 ，越到后期雕饰越高 ，以致成为圆雕。现存印度最早最完整的佛教建筑桑哥大塔的四个塔门 ，多半出自当地象牙雕刻师之手。就布满了精细繁丽的浮雕 ，总效果好似放大了的牙雕 ，充填或构图几乎不留一点空地。这一点反映到佛经中 ，表现之一 ，就是好用博喻 ，如《大品般若》第一卷的译文是：解了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响、如犍因婆城、如梦、如影、如镜中像、如化。

这样的比喻在佛经中是很普遍的。而且 ，佛典中还对譬喻方法作了总结。南本《大般涅pan经》卷二十六说到“八种喻”：

“善男子 ，喻有八种：一者顺喻 ，二者逆喻 ，三者现喻 ，四者非喻 ，五者先喻 ，六者后喻 ，七者先后喻 ，八者遍喻。”这就细致地从内容、形式与表达方式的不同中对譬喻进行了区分。多用譬喻 ，使文情生动；而用博喻 ，更容易造成气势充沛的效果。佛经中有的譬喻是故事 ，这些故事 ，对中国散文的写作有较大的丰富 ，例如《六度集经》中的《镜面王经》、《大般涅盘经》卷三十《师子吼菩萨品》 ，世亲《摄大乘论》等经论中的“盲人摸象”的故事 ，后来苏轼的《日喻》从立意到表达方式都本之于它；《列子》的文章务用譬喻和寓言 ，柳宗元称赞“其文辞类《庄子》 ，而质尤厚 ，少为作 ，好文者可废耶？（4）而列子的创作正受到佛典的影响 ，唐宋以后一些散文家在譬喻故事上争奇斗艳 ，也与作者习佛有关。如董其昌曾指出： ，“东坡水月之喻（指《前赤壁赋》） ，盖自《肇论》得之 ，所谓‘不迁’意也。文人冥搜内典 ，往往如凿空 ，不知乃沙门辈家常饭耳”。（5）

佛典的议论在表现技巧上有不同于中土传统文字的特征 ，它们对名相事数的辨析 ，条分缕析的论说结构 ，因明三支作法的运用 ，使其表达具有独特的谨严而富于思辩的风格。六朝佛教徒如道安、慧远 ，僧肇等人 ，对外学都有很高的素养 ，又很有文字方面的才能。他们在熟练的汉语文表达技巧的基础上 ，吸收了佛典议论文字的特长 ，写出了一批很有特色的文章。如道安的经序、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 ，僧肇的《肇论》等 ，就文章技巧上 ，都属于上乘之作。后来唐宋文人的“明道”之作 ，也在继承先秦诸子与两汉政论等传统论说文字技巧外 ，也接受了佛家议论文字的影响。韩愈的《五原》 ，李翱的《原性》 ，所利用的穷本溯源的分析概念的写法 ，以及宋人文章议政、论学、讲道、论文的写法 ，都与佛家辨析名相的思维方式有关。

佛教虽然很重视理性思辨 ，但是为了增强其宗教信息传递的效果 ，也很注意运用夸张的手法。

如：土、水、火、空气、以太、心意、智性、假我——八者合起来便是跟我隔离了的物质能力。

琨蒂之子呀！我是水之甘味。日月之光、吠陀曼陀罗的音节——唵 ，我是以太中的声音和人的能力。

我是土地的原始芬芳；我是火中之热；我是一切生物的生命；我是一切苦行者的赎罪修行。（6）

佛教中的夸张 ，对后期的山水游记与幻想小说有相当影响 ，《西游记》中对魔鬼世界与天界的描述 ，显然借鉴了佛经文字的手法 ，明清时期的骈文在继承前代骈文经验的基础上 ，对佛经的夸张艺术也有相当的继承。

三、对文章语言的影响

佛典的传译输入了大量新词语 ，也创造了不少新词语 ，这些词语有些反映了新观念 ，有些则表达上新鲜生动 ，融入中国文人著述中 ，改变了语言面貌。据说 ，源于佛教的成语 ，几乎占汉语外来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有些甚至演变成中国人的日常用语 ，如：世界、实际、觉悟、刹那、净土、彼岸。三昧、公案、、烦恼、解脱、方便、众生、平等、相对、绝对、知识、唯心、悲观、泡影、清规戒律、一针见血、一切皆空、一超顿悟、一念万年、一弹指间、三生有幸、三头六臂、不二法门、不生不灭、不即不离、五体投地、功德无量、恒河沙数、隔靴搔痒、拖泥带水、大慈大悲、生老病死、心猿意马、唯我独尊、不可思议、僧多粥少、味同嚼蜡、百尺竿头、菩萨心肠、昙花一现、大千世界、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

这些词语的出现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利用汉语原有的词而赋与新义 ，实际上是创造新词的方式 ，如真、心、空、观、定等都是原有词 ，但用来翻译佛教概念完全是另外的意义；二是由外来语翻译的新词 ，如真如、缘起、佛陀、刹那、四谛、五蕴等 ，再有一种是中国人结合佛教观念创新的词语、如大慈大悲、万劫难复、本来面目 ，回光返照、五体投地等。这后一类词尤其生动精粹。由于佛典本身具有强烈的文学性 ，宗教宣传又多用形象的语言 ，大量的佛家词语 ，事典进入散文 ，增强了它的生动性与表现力。

佛典还输入了不少新的句法。宋人赞选宁称赞“童受（即鸠摩罗什）译《法华》有天然西域之语趣”。（7）造成这种语趣在于输入不少外来语表现形式。总起来说 ，佛典在句法上显然与传统语言表达形式不同处有以下几方面：一 ，颠倒语序 ，即多用倒装句。如佛经第一句“如是我闻”即是；二 ，颠倒句序。如因果复句 ，汉语一般是先因后果 ，佛书常把结果提前 ，如罗什译《维摩》卷一《弟子品》：“法无名字 ，言语断故；法无我说 ，离觉、观故”；三 ，多用提示的疑问句。如在论述中用“所以者何？…‘何以故？…‘闻者云何？”等来揭示；四 ，多插入呼语。如佛对弟子说法常互相呼唤以引起对答 ，；五 ，呼语有时放在句中 ，造成中顿。如《维摩》中有“时我 ，世尊 ，闻说是语 ，得未曾有”的句式；六 ，多用排比句式。如慧远《阿毗昙序》中评论《杂阿毗昙心论》说：“又其为经也 ，标偈以立本 ，述本以广义。先弘内以明外 ，譬由根而寻条。可谓美发于中 ，畅于四枝者也。”这段文字其实运用了排比层进的句式。七 ，多反复重叠。这是经文常用的方法 ，以回意反复造成宣传效果 ，《般若经》中就包含了大量重复；八 ，多用长修饰语。如《金刚经》中“以七宝满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 ，《华严经》卷三《卢舍那佛品》“诸菩萨次第坐已 ，一切毛孔出十佛世界微尘等数一切妙觉净光明云 ，一一光中各出佛世界微尘数菩萨……”之类；九 ，多用复合句。如《全刚经》“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 ，我皆令人无余涅盘而灾度之“等类；十 ，多用比喻、夸张、前已论及。这些句式的新型 ，对后世散文的影响很大。唐宋散文多用复叠 ，长句制造气势 ，多使用倒装形成拗折效果等 ，即对佛典的这些句式有所借鉴。

四、对其他方面的影响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过“文章蹊径好尚 ，自《庄》、《列》出而一变 ，佛书入中国又一变……”

除前面提到之处 ，佛教对中国文章的影响还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思想的影响。佛教的世界观不同于儒、道 ，它的文化观念 ，审美观念等亦自有特色 ，有不少作家文人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与佛教很深的因缘 ，比如苏东坡常提到人生如梦 ，这一方面是他屡遭挫折后的体验 ，同时也与他近佛有关。他写的不少文字直接与佛有关。另外 ，宋代的后人写的小品文、随笔 ，山水游记也都充满了佛教气息 ，尤其是明清追忆散文的繁盛更是佛教影响下的结果。据余英时说韩愈的《师说》则是与禅宗的精神相通的。他认为 ，《师说》中所向往的“传道、受业、解惑”之师其实是以新禅宗为范本的 ，因为 ，师道合一 ，与此前的“章句”“文字”之“师”是恰恰相反的 ，这种“传道之师”在那个时代 ，只能见之于“以心传心”的新禅宗 ，而不能求之于儒家。《师说》中 ，韩愈反复强调“解惑” ，它更是禅宗的“悟解”“迷惑” ，“传道解惑”即是“传法救迷”的另一说法。另外 ，“无贵无贱 ，无长无少 ，道之所存 ，师之所存” ，这种精神 ，也非儒家所有 ，更是禅宗自由平等观念的移植。（8）而后世儒家如陆象山 ，王阳明的精神中 ，禅宗的因素就更多了。

此外 ，《高僧传》以及后宋明续编的《续高僧传》等传记文章 ，是篇辐很长 ，记述特别详细生动的人物传 ，求之于世俗文字十分罕见。而灯录——这种禅宗独创的体裁 ，更对中国后期文人有极大影响 ，就连反佛的道学家也在学禅宗 ，正如江藩在《国朝宋学渊源记 ，附记》中说：

儒生辟佛 ，其来久矣 ，至宋儒 ，辟之尤力。然禅门有语录 ，宋儒亦有语录；禅门语录用委巷语 ，宋儒语录亦用委巷语。夫即辟之 ，而又效之 ，何也？盖宋儒言心性 ，禅门亦言心性。其言相似 ，易于混同 ，儒者亦不自知流入彼法矣。

这种以无言为主说明传承关系的传灯录 ，虽然是比喻禅宗的的传承象燃灯一样 ，代代相传 ，但也确实香火不断 ，不仅以后陆续出现 ，就是现代中国也时有语录体招摇过世。

佛教的一些教史与宗史著作如《楞伽师资记》、《历代法宝记》、《传法正宗记》、《佛祖统记》、《佛祖历代统载》也有描绘生动的佳品 ，而笔记、游记一类作品更不乏散文精品 ，例如东晋法显的《历游天竺记》 ，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 ，唐义净的《南海寄归传》 ，以及《林间录》 ，《罗湖野录》等 ，本身就是中国文章的范文 ，历代文士更是称赞不已 ，并尽力仿效。

注释：

（1）《与湘东王书》，《全梁文》卷十一

（2）《人本欲生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六

（3）僧肇《维摩经序》

（4）《辨列子》，《柳河东集》卷四

（5）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6）印度《薄伽梵歌》

（7）《宋高僧传》卷三

（8）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四零七页（信息来源：闽南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