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幼承庭训,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郃阳在乾隆、嘉庆以来,佛法绝响,外道亦无,就是说既没有佛教,也没有其他的宗教。大师成长的环境完全是儒家文化的环境,接触不到佛法。到了六岁该读书的时候,大师没有进私塾拜师读书,而是始终由哥哥教他读书。但开头两年遇到兵荒马乱,家里忙于避难,所以耽搁了两年
。后来能够读书了,又体弱多病。大师非常颖悟,博闻强记。四书五经烂熟于心,经史子集无不通读。这从后来说法教化中所引经史可以得到佐证。例如,大师在《林文忠公行舆日课发隐》(文钞续编卷下)中谈到“旧唐书,凡佛法事迹,及士大夫与高僧往还之言论,俱择要以载。欧阳修作新唐书,删去二千余条。五代史亦然。盖惟恐天下后世,知佛法有益于身心性命、国家政治,而学之也。其他史官,多是此种拘墟之士。故古大人之潜修而密证者,皆不得而知焉”。大师在读书过程中,也走了一段弯路,这就是韩愈和欧阳修辟佛思想的毒害,仿效他们辟佛。不过大师宿根深厚,善于反省,知道自己的错误后,就毅然决然地出家弘扬佛法。大师十五岁的时候,读了韩愈和欧阳修辟佛的文章,就很喜欢。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时代,一般读书人受辟佛观念的影响是普遍现象。在我国儒家思传统中,辟斥“异端”,不仅由来己久,而且被看作是儒者的天职,认为非此不足以为圣人之徒。大师生长在儒家文化环境中,以弘扬儒家圣贤之学为己任,虽然并未读过佛经,也不了解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也受到韩愈和欧阳修辟佛思想的影响,写了一些辟佛的文章。
韩愈和欧阳修辟佛是怎么回事呢?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春,唐宪宗想迎佛骨入宫中供养,一时轰动了长安城。韩愈以其一贯的反道、反佛的立场给皇帝上了一道措辞尖锐的谏书,触怒了宪宗,差一点丢了性命。幸亏宰相裴度等人求情才免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在前往潮州的路上,他在诗中写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敢将衰朽惜残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昌黎先生集卷十)就是说的这件事情。韩愈是自命承绪儒学道统的人物,他和同时代的李翱等是宋明理学的先声。他之所以激烈反佛反道,是想恢复儒学一统的至尊地位。韩愈在《谏迎佛骨表》中指责佛教是夷狄之一法,提出五帝、商周帝王长寿、天下太平、百姓安乐,不是事佛的结果。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此后乱亡相继。梁武帝虔诚信佛,饿死台城。以此论证事佛求福,反而得祸,由此推论佛不足信。又指责“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他又作《原道》、《原人》等批驳佛、道,态度鲜明,言辞激烈,一点不讲情面。韩愈被贬到潮州后,遇到大颠禅师,一向对佛教桀傲不友善的韩愈,受到大颠禅师的感化,从此对佛教一改过去的态度,对佛教能够站在“同情”的立场,给予客观的评断,并且和大颠禅师相交甚好,其往来问答的公案很多。他临离开潮州时,曾经赠诗给禅师说:“吏部文章日月光,平生忠义着南荒;肯因一转山僧话,换却从来铁心肠。”宋代的黄鲁直也曾说:“退之见大颠后,作文理胜,而排佛之辞为之沮。”这是后话了。
宋代理学兴盛,一代硕儒欧阳修以儒家的立场,著《本论》毁谤佛法,并且蔚为风气,获得很多人的响应。明教禅师于是针对时弊,倡导儒、释、道三教思想一贯,著《辅教编》加以辩正。据传,欧阳修看到此书之后,也完全改变了以往错误的观念,说:“我连佛教经典中只有二百六十字的《心经》,都未明其义理,还谈什么佛法?”并且赞叹明教大师道:“不意僧中有此龙象。”因此找了一天天刚亮的时候,就整装肃衣去拜见明教禅师,请求禅师开示,共语终日。欧阳修在明教禅师处得到开示之后,从此对佛教有了截然不同的体认,经常到名山宝刹去参访。据《佛祖统纪》记载,欧阳修贬滁州的次年,路过庐山,礼拜祖印禅师,祖印禅师引用百家之说来启迪他对佛法的认识,使欧阳修肃然起敬,大有省悟,对过去自己的狂妄谢罪道:“余旧著《本论》,孜孜以毁佛法为务,诚不知天地之广大,不知佛法之奥妙,更不知佛之为圣者,今修胸中已释然矣!”于是信仰佛教,自称为六一居士,时常撰文劝善,与佛门高僧来往甚欢,成为当时文坛的佳话。
印光大师在没有遇到佛法之前,先读了韩愈和欧阳修辟佛的文章,以圣学自任,与韩欧产生了共鸣。因为天资很高,大师的辟佛比一般的读书人更加狂妄百倍。大师回忆说:“光本生处诸读书人,毕生不闻佛名,而只知韩欧程朱辟佛之说。群盲奉为圭臬,光更狂妄过彼百倍。”[1]不过大师自此之后病了好几年,大师说“由此意恶,长婴病苦,数年直同废人。”说明病得很重,病的时间也有好几年。大师在生病的几年中,仔细思考,深深反省,觉悟到了自己辟佛的错误。大师回顾说:“余自愧多生多劫,少种善根。福薄慧浅,障重业深。年当志学,不逢善友。未闻圣贤传薪之道,争服韩、欧辟佛之毒。学问未成,业力先现。从兹病困数年,不能事事。”大师是怎么反省的呢?大师说:“谛思天地鬼神,如此昭著。古今圣贤,如此众多。况佛法自无权力以胁人服从,必赖圣君贤相护持,方能流通天下耳。倘其法果如韩、欧所言,悖叛圣道,为害中国。岂但古今圣君贤相,不能相容于世。而天地鬼神,将亦诛灭无遗也久矣。又何待韩、欧等托空言而辟之也耶?《中庸》谓君子之道,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与能。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韩、欧虽贤,其去圣人远甚。况圣人所不知不能者乎!佛法殆非凡情世智所能测度之法也。遂顿革先心,出家为僧。”(《净土决疑论》)大师的反省非常彻底,并立下了出家修学和弘扬佛法的伟大志向,成就了净宗十三祖的应化因缘。大师善于自我反省,成就入佛因缘,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可见,能否自我反省是入道之关键。后来大师在复永嘉某居士书一中开示说:
“夫人宿世果种善根,且无论为学求道,可为出世大事之前茅。即贪瞋痴等烦恼惑业,疾病颠连种种恶报,皆可以作出生死入佛法之因缘。顾其人之能自反与否耳。不能自反,且无论碌碌庸人,为世教之所拘。即晦庵、阳明、靖节、放翁等,虽学问、操持、见地,悉皆奇特卓荦。然亦究竟不能彻悟自心,了脱生死。其学问、操持、见地,虽可与无上妙道作基。由不能自反,竟为入道之障。可知入道之难,真难于登天矣。”
按大师家里的期望,是希望大师考秀才、举人进学作官,但大师初期想学宋明理学,后来反省到辟佛的错误,一心想出家修行,所以不愿意学八股文章。大师的哥哥因为大师常常生病,所以也没有强迫大师学应试的文章。
到光绪七年(1881年)大师二十岁的时候,大师的哥哥回到老家住,大师一个人在长安(西安)读书,能够参访西安的佛经并读到佛经。大师趁此机会到终南山南五台山莲花洞寺拜道纯和尚为师,剃发出家。道纯和尚给大师取法名印光,字圣量。道纯和尚以为大师出身于读书人家,总该有些积蓄,说大师出家可以,但出家的衣服必须自己准备,只给了大师一件大衫,一双鞋。不过,住房吃饭,不要钱。当时山上苦寒,莲花洞寺比较小,也很贫困,大师自己亲自做烧饭和打扫卫生的工作。(文钞三编卷二复邵慧圆居士书一,文钞三编卷四复卓智立居士书一)
注释:
[1]见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二复邵慧圆居士书一。
摘自:《印光法师的故事》作者:余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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