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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佛教“三自”思想论析

发布时间：2023-01-19 12:30:16作者：地藏经讲解网

　　赵朴初佛教“三自”思想论析

　　陈坚

　　解放后，中国基督教为摆脱对国外教会的依附，开展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运动，自力更生办教，并于1954年正式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此后，“三自”一词就几乎成了中国基督教的代名词。然而本文要谈的“三自”并不是基督教的“三自”，而是佛教的“三自”。

　　佛教的“三自”是赵朴初先生1995年于《在省级佛教协会工作座谈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提出来，他说：

　　我想到一个问题向各位请教，大家都知道中国基督教有个三自爱国运动组织，我们佛教是否也可以有个“三自”？当然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三自”是什么呢？就是“自知、自反、自强”。[1]

　　赵朴老提出佛教“三自”固然是受了基督教的启发，但是佛教的“三自”和基督教的“三自”，两者的内涵显然是不一样的。基督教的“三自”是指自治、自养、自传，而佛教的“三自”则是指是自知、自反、自强。

　　一、佛教“三自” 植根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

　　作为佛教“三自”的内容，自知、自反、自强都属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范畴，即便是“自知”、“自反”、“自强”这三个词本身亦是中国古代经典中现成而常用的。

　　(一)“自知”

　　赵朴老在《讲语》中界定“自知”是“我们到底知道自己多少？自己认识自己多少？”[2]“这里谈到自知，就是自己知道自己，自己认识自己。”[3]可见，“自知”即是指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老子》第三十三章中曰：“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后人曾据此语总结出“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格言)“自知”，不但是要了解自己，更重要的是还要了解自己的得失，如《周易·系辞下》中曰：“《复》以自知”，疏曰：“自知者，既然返复求身，则自知得失也”[4]，意谓《复》卦讲的是“返复求身，自知得失”的道理，其中，所谓“复”，即是指回复于自身；回复于自身干什么呢？“中以自考”(《复》卦“六五”之象辞)，“自考”者，即是考察自己，亦与“自知”同义。

　　(二)“自反”

　　赵朴老在《讲话》中界定“自反”曰：“孔孟讲自反，就是‘事有不得者反求诸己’。我们佛教讲‘自净其意’，这个非常重要。”[5]“自反”的思想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道德背景，如《礼记·学记》中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孟子·离娄下》中曰：“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又，《孟子·公孙丑上》中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赵岐注：“缩，义也，自省有义，虽敌家千万人，我直往突之。”

　　“自反”也常叫“反求诸已”，如《论语·卫灵公》中曰：“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孟子·公孙丑上》中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又，《孟子·离娄上》中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自反”在中国古代经典中还有另一些同义词，如《论语》中的“内省”、“自省”：“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学而》)《礼记·乐记》中的“反躬”：“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周易·蹇卦·象》中的“反身”：“君子以反身修德。”

　　(三)“自强”

　　赵朴老在《讲话》中并没有对“自强”作解释，这是因为“自强”的含义人所共知，无须解释。今观“自强”之渊源，亦源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周易·乾卦·象》中曰：“天行健，君以自强不息”，这句话非常有名，古往今来，许多中国人都将它当作自己的座佑铭。再如《孔子家语·五仪解》中曰：“笃行信道，自强不息。”《礼记·学记》中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段话在“自反”一节中已有引用，此是重出)。

　　作为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三个重要范畴，“自知”、“自反”、“自强”千百年来在中国社会薪火相传，许多有识之士都自觉地将其作为自律或教育他人的精神资源。现在，赵朴老以中国佛教领袖的身份，用“自知”、“自反”、“自强”来要求中国佛教界，提出佛教“三自”，裨使中国佛教能以“三自”的精神来回应时代的挑战，从而发展自身——这无疑是上承传统、返本开新之举。

　　二、佛教“三自”开出中国佛教发展之路

　　赵朴老在阐述佛教“三自”时藉“自知”和“自反”以反思中国佛教，并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为中国佛教指出了一条发展“自强”之路。

　　(一)就“自知”而言，赵朴老认为，“在这方面，由于过去的忽视没有下很大功夫，现在应当下点功夫。……我们佛教徒到底知道佛教的情况有多少？我看作为佛教徒至少要了解佛教的基本理论，要知道什么是佛教。另外要了解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佛教到底作了多少贡献”。[6]在这里，赵朴老呼吁，佛教徒应该“下点功夫”了解佛教，包括了解佛教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了解(中国)佛教史。也许有人要问，难道佛教徒还不了解佛教吗？不了解佛教还算佛教吗？且慢，赵朴老提出这一点并不是空穴来风、杞人忧天，也不是危言耸听、哗众取宠，而是击中了中国佛教之时弊。我们不否认，在今日之中国佛教界，了解佛教甚至对佛教深有研究的佛教徒亦是有的，但放眼整个中国佛教界，不了解佛教的“佛盲”佛教徒实在太多了！“我们最近收到江西一位名叫聂明读者的一封来信，说他参拜某一禅宗的祖庭时和僧人谈话的情形：‘许多僧尼对佛教知识一无所知，不知道什么是三法印、三世因果，甚至不知道戒腊这个佛教名词是什么意思。’僧尼素质之差，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7]连佛教的常用名词都不甚了了，更遑论了解古色古香的佛书，了解深奥的佛学思想以及源远流长的佛教史了。

　　佛教徒不了解佛教，对佛教缺乏“自知”，究其原因，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1、在现实的皈依入佛的游戏规则中，皈依无须以了解佛教为前提。佛教界对皈依者是有某些要求的(尤其是对要求出家者)，但就是没有“了解佛教”这一要求；即使偶尔有这一要求，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也是把握不严，形同虚设，因为“了解佛教”实在是一条“软杠子”，经常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总之，了解佛教并不是皈依成为佛教徒的一个必需条件。原则上讲，任何一个人，只要自己发心，愿意做一个佛教徒，那么他只要找一个依止师，即可皈依入佛。

　　2、皈依者——这里仅就出家人而言——的动机不纯。许多人出家当和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亦“不在山水之间”)，其意根本不在佛教本身，而是有别的非分之想，如想通过出家当和尚来发点财，至少也混口饭吃；或想通过当和尚逃避世俗责任乃至法律的追究；或想通过当和尚以达到出国、做官的目的；有的人甚至还认为自己的命不好，当和尚可以冲冲晦气，等等，动机五花八门。试想，在如此的动机下，出家人还能好好地去了解佛教吗？还能关心佛教的真义吗？

　　3、佛教徒的文化素质不高，但是了解佛教，尤其是了解精深的佛学理论，却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平，这种差落使得一些佛教徒即使有心想了解佛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中国佛教界的现状而言，在出家人中，高中毕业的算是不错了，大学毕业的寥若晨星，而许多人则是小学、初中水平，仅能识几个字而已；在在家居土中，中老年人居多，而且大多是中老年妇女，他们很多人小时都没受过多少教育，有的甚至还是文盲，这样一个文化不高的佛教徒群体，你能期望他们对佛教有多深的了解吗？

　　4、许多佛教徒认为，学佛主要是修心的实践活动，了解不了解佛教的知识和理论无关大局，有人甚至还拿禅宗的“不立文字”来为自己在佛教上的无知作辩护。他们东施效频地认为学佛只要回到自心自性即可，根本不需要了解佛教的经教文字。殊不知，禅宗的所谓“不立文字”，其意思并不是不要经教文字，而是不要执着于经教文字，亦即经教文字是要了解的，但千万不可执着。如果说“不立文字”是指不要经教文字，那么请问，慧能听《金刚经》而开悟又作何解释？可见，以“不立文字”来为不了解佛教作辩护，尤其是以“不立文字”为借口故意不去了解佛教，这是十分不明智的。

　　5、在现实的佛教生活中，迷信色彩的佛教大行其道，烧香拜佛，念经做忏，至于真正的以解脱烦恼为本位的佛教却乏人问津，这样一种佛教大环境根本就不利于佛教徒对佛教作正确的了解。

　　赵朴老在《讲话》中对造成佛教徒不了解佛教、对佛教缺乏“自知”的原因也曾提及，但在这样的大会讲话中没有也不可能充分展开来，我只是照着赵朴老的思路往下说而已。尽管以上对佛教颇有揭短之嫌的话我是照着赵朴老的意思说的，但是，同样的话由赵朴老嘴里说出与由我嘴里说出，其意味是完全不一样的。本来，作为一个世俗人士，我是不应该对佛教界指手划脚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我完全有评论乃至批评某种社会现象的责任和自由，毕竟中国佛教界存在的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实际上，今天人们对大学的批评远多于和激烈于对佛教的批评)。赵朴老在《讲话》中只是指陈“佛教徒”不了解佛教，我这里想把“佛教徒”这个概念置换成“佛教人”。所谓“佛教人”，包括出家佛教徒、皈依了的在家佛教徒、没有皈依的佛教徒，各级佛教协会和政府宗教管理部门中的工作人员、各级统战部门和政协的相关工作人员、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佛教学者以及其他与佛教有关的工作人员，如出版社和杂志社的编辑、旅游社的导游等，总之，举凡一切其生活或工作与佛教有关的人士，皆属于我所说的“佛教人”。在我看来，不但佛教徒应该了解佛教，应该“自知”佛教，而且佛教徒以外的其他一切“佛教人”也应该了解佛教。有这么一件可笑的事：

　　最近佛学院某学生给上海一家书店写信买书，落款为“某某合十”，因为是竖式书写，书店误认“合十”为“拿”，在回信时的称呼成了“某某拿同志”。[8]

　　真是令人喷饭、啼笑皆非。“合十”本是佛教的一种基本礼节，书店的工作人员居然懵懂无知，闹出了如此笑话。我还听某公安局的一位科长说过一件更为可笑的事：他有一次向某佛教协会的副秘书长讨教何为佛教中的“六根”，该副秘书长煞有介事地对他说，“六根”即是指两手、两脚、一头、一阳具！(“六根”应是指眼、耳、鼻、舌、身、意)

　　(二)就“自反”而言，赵朴老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国佛教界所做过的事，并就其中的得失作了中肯的评价——有贡献，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他作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种“自反”，他说：“我曾经到梅兰芳的家里去过，他有一个房子设有很多镜子，前面、旁边、后面都有镜子，他不仅要从前面看到自己的表演姿态，也要从各个方面看到自己的形态。”[9]梅兰芳先生在不同方位设立镜子来观察自己的表演姿态是否适当，赵朴老以此来比喻中国佛教界也应从不同的角度来观照自己的得失成败，他认为，在宏观方面，“近十几年来，我国佛教的各项事业逐步振兴，在政策落实、教制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救济、海外联谊、国际交往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开展，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做出了贡献”[10]，尤其在对外交往方面，佛教的作用是不可替代，是对外交往的一种“特殊渠道”。然而，在微观方面，由于中国佛教界缺乏前面所说的“自知”，缺乏对佛教本身的了解，因而导致在具体的佛教实践中严重偏离佛教的真义和宗旨，“佛教内部还存在着忧患，总的来讲是人才缺乏、素质不高，商业化、庸俗化的现象滋长，突出地表现为信仰淡薄、道风不正、戒律松驰、学修不讲、追逐名利，这些问题应该加以高度警惕和严肃对待。”[11]“如不‘加以高度警惕和严肃对待’，作为佛教徒来说，不但不能荷担如来家业，续佛慧命，且有损于‘人天师表’这一庄严形象。”[12]

　　赵朴老发现，中国佛教界所存在的这些问题，使得佛教在教外民众中没有什么好印象，如“现在往往有些人把宗教，特别是佛教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13]，“人家说我们是封建迷信，我们在理论上是不承认的。我举一个例子，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曾经带着一个勤务员出去散步，毛主席说，我们去看看庙好不好？那个勤务员说，那有啥看头，都是些封建迷信。毛主席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你懂吗？这是毛主席说的。有一次我到四川大足山去视察，那里有一个文物部门贴的条子写的是：佛教是封建迷信，是精神污染。我批评了他们。回来后写了个书面报告，其中一份是给钱学森同志的。钱学钱就写了两封信给我。他说宗教不是迷信，是文化。一个是伟大的革命导师讲的话，一个是伟大的科学家讲的话。我现在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要有自信，佛教不是迷信。”[14]从理论上讲，佛教不是迷信而是文化，但是教外将其视为迷信却是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面对这个社会事实，赵朴老认为，这一方面与教外民众不了解佛教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佛教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有关：如果佛教徒自己真懂佛教，不借佛教之名行迷信之实，恐怕教外民众也不会如此普遍且强烈地认为佛教是迷信。在赵朴老看来，中国佛教界不但要自觉地“自反”，而且在面对来自教外民众对佛教的不利评论时更要“自反”，不怨天尤人，只“反求诸已”，从自身找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实际上，在今天商品经济的社会中，佛教最为人所病诟的倒不是它的迷信，而是它的日趋严重的“商业化”，人们对佛教寺院唯利是图、浸淫于赚钱骗供，颇有微词，赵朴老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一分为二，认为寺院“商业化”这个责任不能全由佛教徒来负，因为许多寺院在体制上并非由佛教徒自己来管理，“许多非宗教部门和单位，利欲熏心，不择手段，滥建寺宇，滥造佛像，借佛敛财，影响极坏，反使佛教蒙受不白之冤。”[15]但是，在寺院“商业化”的问题上，佛教自身也是难辞其咎的。现在，作为“公开的秘密”，确实有许多佛教寺庙成了“佛教公司”，其方丈或主持就是“佛教公司”的总经理。最近“苦口”写了一篇题为《对方丈导游的思考》的文章，反映南岳衡山佛教寺院，方丈当导游，不讲修行办旅游，破坏了南岳自古以来形成的神圣的佛禅文化，读来发人深思。我想在此摘录文中的几段“苦口婆心”的话以回应赵朴老的“自反”：

　　具有道眼与可尊之德成了方丈的必备条件，那么，如何指导阖院大众修行，如何开示白衣善信，应当是方丈的重要职责，也是衡量一个方丈是否称职的标准。而方丈放下这些本分事不管，却自觉地来担当导游这个差事，这实在令人百思不解。作为方丈，偶然陪伴道友或贵宾游山，倒是情有可原的，但毕竟不可以去担当职业的导游，那将是本未倒置的事情，且从根本上违背了佛门的教规。……另外，作为素食餐饮业的开发，也应当由社会来承担，寺院似乎不可过多地涉足于经济的开发。……寺院或出家人出来经营素食餐馆，毕竟与其身份与职业不相符合，也与佛门的清规直接相违。……旅游与餐饮商业对寺院则无时不在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寺院中的出家人如何保持自身的清净，坚持远离红尘的梵行，这倒是考验出家众的一个重要关卡了。……如果放弃出家人的本分事，去从事旅游与餐饮等与出家人的身份极不相称的职业，则只恐不但不能提升南岳的历史人文地位，反而会使南岳已经拥有的美好声誉变得黯淡乃至消失。[16]

　　(三)赵朴老认为“自强”就是针对“自知”和“自反”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在实践中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以期中国佛教能摆脱旧时习气(中国佛教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是旧问题之新反映)，“强立潮头”，因应时代之变化。赵朴老在《讲话》中提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自强”观，换言之即，中国佛教要“自强”，就必须在“自知”和“自反”的认识过程中，不断地去实践，不断地去改正缺点，从而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出路，但是赵朴老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出中国佛教具体的“自强”之路，(整篇《讲话》主要是关于“自知”和“自反”的)，尽管如此，“自强”还是赵朴老“三自”思想的核心，因为“自知”和“自反”都是为“自强”服务的，“三自”的目的乃在“自强”，在中国佛教的“自强”；而且纵观赵朴老一生的工作，尤其在中国佛协会长任上的工作，他一直是在为振兴中国佛教、为中国佛教的“自强”而呕心沥血。这里，我想结合赵朴老历来的思想和实践总结赵朴老为中国佛教设计的“自强”之路，大致有三条：

　　(一)“人间佛教”。自从近代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以来，中国佛教便在努力开启一条人间之路，直到今天，“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乃成了新时代佛教的发展方向，其理念和实践成为当代有理想的佛教徒的追求。赴朴老顺应了佛教人间化的这一时代潮流，努力引领中国佛教走“人间佛教”之路。台湾佛光山的星云法师在评价赵朴老的“人间佛教”思想时说：“赵朴初先生高瞻远瞩，提出人间佛教、文化佛教的口号，适应了时代发展机缘，扭转了中国佛教局面，再创了近代佛教的复兴，功不可没。”[17]台湾当代的主流佛教也是“人间佛教”，如刚才说到的星云法师，还有法鼓山的圣严法师，华梵大学的创办人晓云法师等高僧皆是在台湾积极开展“人间佛教”运动的先锋人物，可见赵朴老提倡“人间佛教”，亦表达了台海两岸佛教领导人的共同心声。

　　说实在的，赵朴老提倡“人间佛教”乃是回归佛教之本来，因为“人间佛教”乃是佛陀的本怀，佛教的真义，君不见，《华严经》中说：“不乐住世间，退失佛法”；君不见，《坛经》中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免角。”佛教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帮助芸芸众生解脱烦恼，在人间幸福地生活。现在，河北佛协会长净慧法师所创导的“生活禅”，台湾圣严法师所开辟的“人行道”(他着有《人行道》一书，宣传佛法是人间的“人行道”)等，皆是“人间佛教”实践的注脚。

　　(二)人材培养。佛教徒文化素质不高，不懂佛教，对佛教缺乏“自知”，这已成了新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的瓶颈。一个文化素质不高的佛教徒很难适应知识爆炸、科学发达的当今社会，试想，自身适应尚难，更谈什么弘法利生？有鉴于此，赵朴老在1992年于上海召开的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提议将全国佛教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僧伽教育上来，希望通过加强教育来提高佛教徒的素质，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智力保障。此后，他逢会便讲僧伽教育、人才培养的问题，并在实践中将此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不但十分关心各级佛学院和僧伽培训班的发展，而且还亲自选派有潜力的佛教徒到海外留学。赵朴老有一句在教界广为流传的名言，曰：“中国佛教要发展，第一需要人才，第二需要人才，第三还是需要人才”，此话毫不含糊，铿锵有力，如“师子吼”，如“无畏说”，期在引导中国佛教界营造一种尊重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三)三国两岸交流。三国系指中、日、韩三国。中、日、韩三国的佛教同属汉传佛教系统，历史上本是一家，后来只因政治分区而形成各自的法统。就三国的佛教现状而言，日、韩两国的佛教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佛教学习，尤其在佛教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日、韩两国更是走在中国前面。赵朴老积极组织并参与三国佛教的交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取长补短，将中国佛教从封闭演化引上开放发展之路——赵朴老曾将三国之间的交流称为“黄金纽带”。同时，赵朴老也十分重视海峡两岸的佛教交流，因为这样的交流一方面可以藉佛教以沟通两岸同胞的感情；另一方面，台湾佛教在许多方面确实有值得大陆佛教学习的地方。尽管我们不能说日、韩以及台湾的佛教就是大陆佛教的所要仿效样板，但是它们的某些具体做法却无疑是大陆佛教今后发展的目标。

　　三、结语： “旧三自”与 “新三自”

　　赵朴老提出的自知、自反、自强之佛教“三自”，被教界称作是“振兴中国佛教的庄严理论”[18]。在佛教“三自”中“自知”和“自反”属于认识范畴，而“自强”则是属于实践范畴；“自强”是目的，而“自知”和“自反”则只是手段。我们不妨将“自治、自养、自传”的基督教“三自”称为中国宗教的“旧三自”，而将赵朴老提出的“自知、自反、自强”的佛教“三自”称为“新三自”。尽管“旧三自”原初是中国基督教的，“新三自”原初是中国佛教的，但是，实际上，对于中国宗教现有的五大组织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来说，“旧三自”和“新三自”都是合适的。比如就佛教而言，“新三自”自不必说，即就“旧三自”而言，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以来，一直是走“自治、自养、自传”之路的，因为，当时印度和西域的僧人到中国来传教，都是个人行为，而不是受某佛教组织的派遣，这与当年西方基督教徒受教会组织的派遣到中国来传教的情形是完全不一样的；再者，从传教内容上看，当时传到中国来的也只是佛经、佛教思想和修行方法，而不是印度和西域的佛教组织和制度，因而不管从哪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佛教一开始就与印度和西域的佛教组织没什么瓜葛，而且印度和西域的佛教组织本身也没有在中国佛教界搞“殖民”的意图，因而中国佛教压根儿就不存在“依附”的问题，从而也就不存在“摆脱依附”的问题，中国佛教从来都是独立自主的。我们可以说“旧三自”不但是中国基督教的作风，更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今天，中国佛教若能保持“旧三自”的优良传统(在当今复杂的宗教局势下境外的佛教组织或有插手中国佛教的可能)，再以“新三自”开辟出新路向，中国佛教就能大有作为，并可告慰赵朴老在天之灵。

　　纵观中国佛教发展史，一方面中国佛教从不依附于国外的任何佛教组织；另一方面，佛教在中国的每一步发展又都以吸收中国文化资源为其动力，而且正是在这一动力的支持下，佛教在中国才实现了中国化并成为中国化的佛教。根据前述可知，赵朴老亦是从丰富的中国文化资源中找到了“自知、自反、自强”之“三自”以为新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的动力——中国佛教的发展啥时候都离不了中国文化的支持。

　　[1] 《法音》1995年第5期，第6页。

　　[2] 同上。

　　[3] 同上，第7页。